当选2022年度十大新词 “新型实体企业”新在哪？******

　　12月20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光明网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22”活动揭晓了年度字词。其中，“新型实体企业”作为数实融合催生的企业新类别，当选2022年度十大新词。

　　无独有偶。在11月27日举办的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下的新型实体企业发展之路”研讨会上，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发布了“2022新型实体企业100强”及发展报告，国家电网、京东、华为位居前三。

　　一时之间，“新型实体企业”被深度聚焦，成为经济领域最受关注的概念之一。事实上，新型实体企业虽然位列“2022年度十大新词”，但我们并不陌生，它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位居三甲的新型实体企业为例，国家电网深耕公用基础设施、保障生产生活用电，很多零售和消费背后都有京东的供应链在支持，华为则多年来都是高科技行业的领军者之一。新型实体企业科技含量高、数字技术能力强，是新时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保持活力和张力的主力军，代表着一种更具创新性的实体经济生产力。

　　当今社会，无论经济形态、生产模式、行业生态如何变化，都不能离开实体经济这个内核，否则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数字经济则起到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作用，两者的深度融合、协同互促，最终为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输出不竭的动能。

　　新型实体企业的崛起，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创造。传统实体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数字技术和创新力高效赋能，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才能挤压经济“泡沫”，避免“虚拟陷阱”。因此，在数实融合的大潮下，拥有传统实体基因、兼具数字技术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得以蓬勃发展，展现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成长性。

　　新型实体企业在技术先进性、生态普惠性等多个层面，都表现出其领先性，从而能够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新时期定义的现代化企业，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更要创造社会价值，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坚实的支撑。来自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的数据显示，新型实体企业百强2021年的总研发投入达6481亿元、新增发明专利5.6万件，呈现科技创新和产出双高的特点。巨额的研发投入，在实现自身科技创新的同时，对外输出数字技术服务，也能够助力千行百业生产工艺升级、经营效率提升。

　　开放、共享的服务，一如京东打造的“有责任的供应链”，惠及产业链上下游，创造了更多的商机和就业岗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国货老品牌，借助京东的数字化营销，重新焕发青春魅力；京东通过技术扶贫、技术下乡，再辅以智能物流，让大山里少为人知的土特产跨越地域屏障飞向千家万户，并走上了品牌化、规模化经营的大道；采用京东的C2M反向供应链服务，制造工厂能为用户精准画像，开发新产品的市场调研时间和上市周期大大缩短……

　　当选2022年度十大新词，有力地证明了新型实体企业的先进性，也是未来市场主体的主流形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奔向共同富裕，需要深化数实融合，为新型实体企业创造和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相信未来必将开启一段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经济新征程。（罗江海）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