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70年丨张明新：从“蒙查查”到“中国新闻奖”!******
25年前的7月1日凌晨，作为中新社香港回归报道前方团队的一员，张明新随解放军驻港部队跨过深圳河，进驻原驻港英军总部威尔士亲王大厦，见证香港回归祖国的荣光时刻；25年后，这位新闻老兵再次出发，履新中新社总编辑，投身新的“新闻战役”。小牛工作室今天特别分享张明新1997年6月撰写的《<千日迎回归>写作追忆》。
破“三关”：不再“蒙查查”
1997年7月1日，是我们这些驻港的内地记者日夜盼望的日子。多少天来，大家踏着回归的脚步，废寝忘食地工作，向读者听众观众们报道回归信息，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作者驻港期间在维多利亚港留影当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眼前时，我不禁想起刚到香港的情景和参与采写《千日迎回归》一稿的前前后后。1994年6月1日中午，我乘坐的广九直通车越过了罗湖桥，这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并由此开始了常驻香港的记者生涯。
作为中国一家从事对外报道的通讯社，在收回香港这一历史性事件上写出一些富有时代感的稿件是我们的使命，而又作为初来未从事过香港问题报道的我来说，仍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6月20日，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多个户外大屏幕播放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庆祝标语。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首先是语言关。1994年普通话在香港还没有现在这么流行。记得第一次去参加一个爱国爱港团体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一席的广东话只听懂百分之二三十。
于是，平日利用一切机会多看电视，多听收音机，多看录像，向当地的同事学习，向来实习的香港学生求教。慢慢地能听懂新闻节目了，电台的清谈节目也能听懂大意了，还开始大着胆子说几句。
▲97庆回归香港—北京接力赛其次是融入香港的社会，了解港人的所想所思。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一开始最好是尽可能地多参加一些活动，多去现场，了解当地，熟悉地理，能找一些今后的采访线索。“不以稿小而不去”。当然有些稿子不一定马上写，可以留下资料以后用。
再次是了解香港的政治经济情况，香港是较成熟的自由经济模式，与内地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不同，政治体制差别就更大。临来时曾买了不少书籍，到香港后，把这些书翻了一遍，又看了一些港版的书籍资料。
经过三四个月，广东人所说的“蒙查查”(糊涂)现象少点了，一般性的报道拿得起来了，也找到了做重点报道的感觉。
“马照跑”：明天会更好
1994年10月5日是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千日。我们想，要在倒计时一千日时写篇有点分量的稿件。
“马照跑”是对“九七”后香港生活方式不变的形象写照。我们分社附近有一个马会的投注站。5日正好是赛马日，街间随机访问是我们在香港报道尤其是重大事件反应报道的常用的手法。好处是人物语言和场景鲜活生动，难处是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还要耗费时间，并克服一些不愿意接受访问时的尴尬情况。
老记周景洛到投注站后看见一个正在专心填马票的小伙子，小伙子选了一匹名为“明天更好”的马投注，于是老周主动上前与他交谈。得知小伙子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选定‘明天更好’这匹马投注”希望会给他带来好运的心态。
我则一早就到街上转悠，见到了报摊上报纸头版大幅迎回归的祝贺广告，与平时整版篇幅的地产广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便觉得这个细节既可以烘托气氛，又反映出了港人的期盼回归心情。
▲1997年6月1日香港培侨中学毕业典礼回到办公室后找出名片本，连着打了几个电话，但只找到了9月18日区议会选举时碰到的王国兴议员。我当时的广东话还处于“识听唔识讲”的阶段。好在王国兴能听懂普通话，我也能听懂他说的广东话。
通过一个人物的活动、言论来表现某个新闻事件是西方新闻写作的常见的手法，对外报道的受众也容易接受。王先生说：“港人必须丢掉幻想，立足于己，依靠祖国，团结建港。”由此表现一个普通爱国爱港人士在“千日迎回归”时的所想所思，所作所为。
▲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庆祝活动至于其他一些细节，如基本法讲座、文化和招商展览等分别是从报纸、新闻稿和采访通知材料中综合而成，没有展开写，只起到画龙点睛的用途。到了下午，材料汇集得差不多了。用一台黑白屏幕的IBM笔记本，我开始负责执笔合成。
下午3点，负责写港督施政报告稿的同事递过来彭定康的第三份施政报告英文本《香港：未来一千天》，报告中蕴含着殖民统治者的无奈和对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心有不甘。于是决定在我们稿件中加上有关内容，以加强针对性。
▲香港—广州庆回归信鸽竞翔活动举行虽然时间匆忙，但由于大家材料准备充分，对主题商议得透彻，所以立意谋篇就省力许多，而重点放在了材料的选择和布局上，正好文字稿件选择了四个场景(报摊、马会、招商会和文化展览会)，四个人物谈话(曾宪梓、王国兴、萧蔚云、朱幼麟)，并穿插了一些过渡语言，感觉尚不冗长。
斩获“中国新闻奖”
到了下午5点来钟，初稿出来了，老周先将那份初稿修改后交给了分社的副总编蔺安稳，老蔺将原题《千日倒数迎回归》改成《千日迎回归》，改后的标题，既简明扼要，又富有力度。
第二天，我们看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香港《商报》刊出了此稿。《文汇报》标题改为《香港：千日倒数开始》，并加了《责任感紧迫感》和《一体化的趋势》两个小标题。《商报》将标题改为《满怀期待共保繁荣港人迎接千日回归》，过了两天，看到在澳门和泰国等地的四五家报纸上也刊出了这篇稿件。
经过分社和总社的推荐，时任我社总编辑的郭健(又名郭建)将这篇稿件带到了1994年“中国新闻奖”的评比会上，获得了三等奖。 (原载1997年第7期《新闻三昧》，本文有删节)
作者：张明新(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采访部主任)
东西问丨吴家玮：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中新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题：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图片美国旧金山中美国际学校的学生穿中式服装表演节目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当地华人比例为全美最高。陈钢 摄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香港科技大学。谢光磊 摄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第十六届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上，参赛选手在调试作品。杨雨 摄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北京大学2021届本科毕业生在校名前拍照留念。蒋启明 摄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以“国际教育，成就未来”为主题的2009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举行。吴芒子 摄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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